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夫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6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关于党的路线和今后的工作，全会指出：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当前，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全会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议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对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已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此后他多次讲要带头建立退体制度，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动乱平息之后，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
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涣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这是对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干出实绩，取信于民。要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
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又指出：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是江泽民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新的中央领导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第一，经济不能滑坡。第二，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抓紧惩治腐败。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
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1989年9月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动调动也就比较容易。他提议江泽民当军委主席。他在同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地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89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的这一决定，表明了党中央已完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向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证明。

抓紧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首先聚精会神地抓紧了党的自身建设。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证明，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好的，但也暴露出我们党内存在严重问题。所以邓小平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为了提醒全党认清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强调指出，分析党内状况时，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赵紫阳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造成的损失。正因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以便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以及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为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格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党的建设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切实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在1989年秋、冬和1990年，在中央领导下，党组织对动乱、暴乱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清查、清理。在清查、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后，又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
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动乱和暴乱中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党内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清查、清理工作是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进行的。根据考察的结果，对一些组织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目的是为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核心。1989年12月—199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了党建理论研究班。江泽民发表了《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讲话。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充分认识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二）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三）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四）切实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六）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七）确保各级领导核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八）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传播。
随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形势的发展，199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认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全会提出，今后应从七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年11月，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决定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参政议政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指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采取措施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中央大力加强了思想、宣传工作。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七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展了整顿书报刊及音像市场和“扫黄”斗争。11月国务院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六害”的斗争（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丑恶现象）。同时号召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党的自身建设的抓紧，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