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

三中全会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

这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党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还深受“左”倾思想的束缚，不少人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诽谤毛泽东思想。有的人甚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台湾及国外的敌对政治势力相勾结。

在党内有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而且直接间接地给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他在批评怀疑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同时，着重尖锐地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阐明“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还回答了我国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

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后就再没有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的讲话对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纠正“左”的和有的错误倾向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平反“文革”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有步骤地处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措施。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虽已局部地进行，但进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从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起，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先后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

其中“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主要有：“天安门事件”，“武汉‘七·二○’事件”，“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中宣部‘阎王殿’”，“‘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中联部和整个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全国统战工作部门“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总政‘阎王殿’”，“杨余傅事件”，“‘三家村’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等等。中共中央撤销了关于教育工作“两个估计”的文件和《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否定了以上海夺权为标志的所谓“一月革命”。

中共中央先后为一大批受迫害的党、国家、军队领导人和老干部、老同志平反，其中重要的有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谭震林、邓子恢、黄克诚、罗瑞卿、贺龙、李立三、瞿秋白等。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5月17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从而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冤案得到平反。中共中央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其中主要的是，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等等。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借案得到平反。

党在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干部队伍积极性的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其一，右派摘帽和错划改正。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约30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1978年11月，全国各地摘帽工作全部完成。随后，进行错划改正工作。改正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

其二，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后，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个人成分一律定为社员。土改时，给地主、富农划定成分是必要的；由于情况变化，改变他们的成分，也是必要的。

其三，从1979年1月起，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随后，宽大释放了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此外，还落实了对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及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的政策。

其四，1979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五部门《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规定》指出，在原工商业者中，不要具体划分谁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谁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从1979年起，他们填写现在的成分时，是干部就填“干部”，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的就填“工人”。今后在政治上应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其五，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是不妥当的，从1979年11月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到1981年，原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分。

其六，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国家开始建立学位制度，恢复评定学术和技术职称，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

其七，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推动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建设和文教、科技等领域积极发挥作用。

其八，1980年到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问题的会议，认真解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中央和一些地方还先后为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同志摘帽子。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1979年6月五届政协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副主席。

其九，党的宗教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四人帮”的很大摧残，公开的宗教活动几乎全部被停止。198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文件，阐明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前后，爱国宗教组织的活动得到恢复，各地的寺堂庙观陆续修复和开放，宗教政策得到落实。

其十，重申党的侨务政策，保护和褒扬侨胞爱祖国、爱故乡的热情，鼓励他们为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作贡献。上述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落实，正确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