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科技战线"左"倾错误的

纠正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分管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他以科教为突破口，对科学和教育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意见，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主要由于邓小平的领导作用，科教战线出现了完全新的面貌。

197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对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怎样估计，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得到了解答，大家不满意的是在教育方面。”“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应该怎样估计，邓小平说：“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强调要“尊重教师”、“尊重人才”。推翻所谓的“两个估计”，对长期受到“两个估计”严重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是一次大解放。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车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揭露了“两个估计”出笼的经过，提出“十七年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等问题，全面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否定了“两个估计”。

1977年底至1978年初，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工宣队撤出学校。经过充分的筹备，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是我国科学界的一次空前盛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充分调动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了。他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邓小平的讲话，澄清了科技事业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是对科学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又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大会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不久，4月至5月间，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他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我们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全体代表讨论了《1978至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以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意见（讨论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在全国恢复和增设55所普通高等学校。经国务院批准备高等院校都恢复了原有职称，并分期分批进行了提升和确定教师职称的工作。

1978年5、6月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践踏社会主义，迫害文艺工作者的罪行，并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协会也将陆续恢复工作。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它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放宽农村政策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

“文化大革命”在经济领域内留下的后遗症主要是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1976年，是“四人帮”对生产建设破坏最严重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年只增长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7.5％的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没有完成原订计划。

国家财政收入完成776.6亿元，比1975年减少39亿元；财政支出806.2亿元，比1975年减支14.7亿元；1976年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由于“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同正常情况相比，工业总产值损失1000亿元，钢少产2800万吨，财政少收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铁路堵塞的问题。

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

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澄清人们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会议还提出，要着手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比例关系不很协调的问题，要搞好企业的整顿。但是，当时对“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在经济领域内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针和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而是急于求成，要“大干快上”，继续沿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老路子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虽然如此，1977年国民经济仍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1977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978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国民收入为2644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虽比上年增长1.7％，但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1.2％。

1977年11、12月间，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长远规划问题。会议所确定的生产建设指标和奋斗目标，超出了现实的可能性，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这种高指标、大计划，助长了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在1978年2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这个纲要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

虽然，当时全党还没有认识“洋冒进”的错误，但是，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已经从实际出发，寻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新途径新办法。为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方针”。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这篇文章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起草的。在文章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曾与研究室负责同志作过谈话。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他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制度，如考核制度、奖金制度、稿费制度等，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开滦煤矿坚持按劳分配促进生产发展和黄浦港装卸工人实行计件工资的消息报导。在农村，中共四川省委在1977年底全面清理、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重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1973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这个办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加快了秋种的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产到户。农民群众创造的这些办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并在滁县、六安专区进行了试点。不到3个月，全省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4.1万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15.2％。

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对农村也采取“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15％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这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试验。1978年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农业总产值达到1459亿元，比上年增长9％。其中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比上年增产44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棉花产量达到4334万担，比上年增产236万担。工业总产值达4231亿元，比上年增长13.5％（轻工业增长10.8％，重工业增长15.6％）。其中原煤产量6。18忆吨，比上年增长12.4％；钢产量3178万吨，比上年增长33.9％。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较快增长，财政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对外贸易有显著增加。国内市场供应情况有所改善。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1978年，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做法，已经开始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1978年的国民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二、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三、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效益不高。四、急于引进，引进项目总规模超过了我国的承担能力和消化能力。五、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全国约有2000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六、经济效率很差。全国约有1/3的企业管理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