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

在全国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取得初步成效的形势下，为对“四人帮”作出组织处理和让邓小平等老同志及早出来工作，健全、充实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并且准备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于1977年7月，在北京召开十届三中全会。

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十一大”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当年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年8月12日到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议程有三项：

（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这对于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继续揭批“四人帮”，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起了积极作用。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继续“左”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未能完成从理论和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8月19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选举结果：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十一大之后不久，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华国锋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表明华国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提法。

1978年2月、3月间，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为副主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活动。它的恢复活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重要的意义。与全国政协会议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上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四人帮”还在猖獗的1975年初产生的，提前换届显然是完全必要的。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向会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新词。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等13人为副总理。

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本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两次会议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能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而担任党的主席的华国锋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原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

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鲜明地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四人帮”把它搞得混乱不堪，十分需要拨乱反正。现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

“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错误倾向依然存在。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文章最后指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这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也在若干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这场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来。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他批评一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同志，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

邓小平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说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据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拔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下决心由中央党校的同志写的，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

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文章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7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肯定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9月，邓小平在长春、沈阳等地视察期间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