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批判“四人帮”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真是人心大快。“四人帮”虽然垮台，但是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江青反革命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的势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

这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顺应历史和人民的要求，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其反革命帮派体系，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罪行。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分三十战役进行。

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为配合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分三批下发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

经过广泛的调查、取证和核实，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露了王、张、江、姚丑恶的历史以及销毁历史材料、迫害知情人的罪行。9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集中揭露了“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理论、反革命路线及其严重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并把这一群众运动同进一步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联系起来。中共中央还要求把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和恢复国民经济结合起来进行，在揭批斗争中，把机关整顿好，把厂矿、企业、社队、商店、学校整顿好，把各行各业整顿好。

到1978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揭批查工作基本结束。1977年7月举行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

1980年11月5日，特别检察厅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人提起公诉（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罪事实：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3）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4）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11月20日，特别法庭开庭审判，至12月29日，第一、第二两个审判庭对林彪、江青集团的10名主犯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此期间，共开庭42次，有49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873件进行了审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并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是正义的判决，人民的胜利。这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上的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对江青、张春桥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刑罚，依法改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和经济建设中的新冒进

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党内外的许多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可是，这种正当的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力。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

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他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中共党、政、军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期间，华国锋即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

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要的”，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他甚至编造理由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

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许多老同志的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会后，许多老同志纷纷呼吁，要求中央正确解决天安门事件，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华国锋迫于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呼声，不得不考虑解决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但要求邓小平承认天安门事件不是革命行动，被邓小平所拒绝。

针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于4月10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为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作了准备。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又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与此同时，华国锋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要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之后，邓小平继续反复多次地讲“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解放思想，要实事求是。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也使国民经济从瘫痪、半瘫痪状态中走了出来，这是成绩。在这样的关头，本来应该用一定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

但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经济建设中出现新的错误，其主要原因是华国锋继续过去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针。从1976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如要求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1978年2月，华国锋向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提出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这个规划，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从1978年到1985年的八年期间，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按照十年规划，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达到8000亿斤；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以上；按农业人口达到一人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要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

这个十年规划纲要以“左”的思想为指导，指标订得过高，基建投资安排过大，许多项目没有经过综合平衡就草率决定。这个十年规划纲要虽然只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没有公布下达，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了坏作用。华国锋这时看到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不要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这当然是对的。但他由此出发，不顾国力，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结果造成1979和1980年我国国际收支严重逆差的困难局面。所以被人们称为“洋冒进”。

这时的“洋冒进”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相比，虽然社会经济环境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出发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这次“洋冒进”是以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措外债为特征的。“洋冒进”发生于国民经济在十年动乱的大破坏后亟须休养生息之时，正如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洋冒进”破坏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当然不能改善、而只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

总起来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因此这两年是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