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 毛泽东逝世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9时57分在北京逝世。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

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上百万群众自动仁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遵照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上。1月21日和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觊觎总理职位的野心没有得逞。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他们凭借控制新闻舆论大权之机，大量压缩、砍掉有关怀念周恩来的报道和文章。

更有甚者，在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他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无视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真实感情，继续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5日，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13周年的新闻稿。“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刊载这条消息时，将文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删掉。25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中竟然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从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罪恶的痛斥。4月4日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不顾禁令来到广场的人次达200多万，敬献了2073个花圈，形成了花山人海的壮观场面。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主持下开会，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认为这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决定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会议的决定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广大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收走，守卫花圈的人被抓走，异常气愤。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并高唱《国际歌》。群众同部分民兵、警察、战士发生了冲突，广播宣传车被群众砸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晚上9时半，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以及5个营的卫戍部队，奉命手持木棍、铁棒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这就是“天安门事件”。

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和4月5日晚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经姚文元组织炮制的“现场报道”，诬陷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当晚，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它反映了全国人心的向背，表达了人民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信念。

天安门事件以后，“四人帮”在全国又掀起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地组织声讨邓小平的游行集会，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邓”文章，继续鼓吹“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这样做是要整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实现由他们掌权的目的。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朱德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京津。这次地震损失巨大，累计死亡24.2万人，重伤16.4万人。震后，中共中央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慰问团赴灾区慰问，同时各地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积极以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援受灾地区。但是，“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抗震救灾工作是“以救灾压批邓”。

8月下旬，“四人帮”开始将邓小平在1975年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3个文件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组织上百篇文章进行批判。但此时这种批判已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们广泛抵制。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从1957年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犯了严重错误，然而“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的逝世使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使人民群众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前途深为忧虑。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在毛泽东病危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月下旬，“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向上海民兵发放枪支7.42万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又发放子弹600万发，炮弹1.5万多发。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擅自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中共中央的领导。“四人帮”还指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有的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为江青上台大造舆论。

9月28日，张春桥向他在上海死党传话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9月29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猖狂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

9月下旬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多次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和步骤。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9月16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公开发表。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人，实际上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信号。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在多数同志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10月6日晚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当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10月7日凌晨，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由1977年7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从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分批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乱时间最长的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

粉碎“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的结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大悲剧。

在思想上，“文化大革命”混淆了是非，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四处泛滥，在一系列理论、政策上造成严重的混乱；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据统计，“文化大革命”10年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迫害的共有72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

在经济上，“文化大革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损失，10年中仅国民收入就损失5000亿元，这相当于建国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在文化上，“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教育、科技事业遭到破坏，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在组织上，“文化大革命”全面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破坏，由此造成派别林立，以帮代党，以帮代政，严重地分裂了党政军组织和人民群众，留下了严重的创伤。“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正是由于他们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虽遭受巨大损失，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作为发动和领导者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虽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这些对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中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认真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正确的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