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开展全面整顿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等方面工作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即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有力配合下，着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

（一）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生活。为了解决这一影响大局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两步走的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是大错特错。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解决的办法是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在铁路系统大力恢复和健全各项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军工作组，会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调整和充实了问题严重的铁路局的领导机构，使铁路运输状况在一个多月内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局外，超额完成了装车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为提高。

（二）工业生产方面。铁路的整顿工作带动了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的前4个月，全国钢铁欠产达195万吨。5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29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克服“软、懒、散”的现象；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特别注意把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明显回升。其它工业部门在钢铁工业整顿的带动下，也同时进行整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经济形势日渐好转。1975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自3月份以来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铁路货运量等在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

（三）农业方面。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先后在山西昔阳和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着重强调搞好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邓小平还强调整顿工作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认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政治任务。会议要求到1980年，全国1/3以上的具建成大寨县，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次会议积极的方面在于使全党和全国都重视农业，大抓农业。会后，各地区抽调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会议宣传的大寨所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四）军队工作方面。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整顿问题。邓小平于7月14日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根据会议精神，压缩了军队的定额，安排了一些军官转业到地方，并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坚持派性的人调了下去。这样稳定和巩固了军队，为后来粉碎“四人帮”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五）科学技术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科学院及其所属的科研机构大部分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因此，科技工作急需整顿。7月，中共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并听取了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于9月26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提纲强调科技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要充实加强科技队伍；加强理论研究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强调要解决科研人员生活中的困难，不懂行、不热心、有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要办好教育，培养科技事业的后备人才。这个文件在当时未能正式下除以上几方面整顿工作外，文艺、教育工作也进行了整顿。

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要逐步扩大文艺节目。邓小平利用这个时机开始抓文艺工作整顿，强调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一些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作品，如电影《创业》、《海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又重新公演。教育工作方面，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着手整顿教育。他在不同场合发表许多讲话，针对“四人帮”破坏教育工作，提出“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一讲就是两个，一个是十七年，一个是七二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

从10月起，在周荣鑫主持下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报请中央批准后全面开始教育的整顿。在全面整顿过程中，为了清除阻碍整顿的“左”倾错误，邓小平在思想理论问题上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月中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文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

文章还抨击了“四人帮”散布的“左”倾观点，提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此外，邓小平在9月27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他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他还强调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割裂毛泽布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罪行。经过各方面的整顿，全国的形势日趋好转，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实质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恢复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对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为后来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准备。全面整顿取得的成绩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鼓舞，他们又重新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的。但是，毛泽东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支持整顿的，所以一旦整顿工作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就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并从理论上作进一步地思考，加上“四人帮”顽固地阻挠、抗拒和反对，使整顿工作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在长沙又同周恩来谈及这个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依然存在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说明他原有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得到进一步发挥。可以看出，他希望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办法来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这样做从理论上和根本制度上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他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泽东的谈话。由此，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全国掀起。“四人帮”不甘心“组阁”失败，他们利用一切时机来达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以掌握更多权力的目的。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33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作了断章取义的引证，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四人帮”还借此运动大批所谓“经验主义”。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全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文中张春桥还叫嚣要全部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

这时期，“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觉察。4月23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了“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和搞宗派活动。他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由邓小平主持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两次召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

此后一段时间，“四人帮”的活动有所收敛，这对当时的整顿工作是有利的。但是，“四人帮”的野心不死，他们仍在竭力寻找时机。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教师的要求，谈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姚文元闻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评论《水浒》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这样，“四人帮”策动了一场“评《水浒》运动”。这时，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宋江”、批“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江青在这期间到处散布“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再次散布说“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她所说“架空晁盖”实际上是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后，斥责她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批评又一次抑制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毛泽东自1971年冬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

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联络员进行联系。此时，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11月2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这种歪曲挑拨式的汇报，同意他的观点，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据此，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刘冰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曾于1975年8月、10月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正常现象。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认为信由邓小平转交说明“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后，率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至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他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对当时大多数干部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决策上的错误，更猖狂地攻击邓小平，反对整顿工作。他们把整顿工作说成是“复辟”，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说成是“还乡团”，还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把四个现代化说成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他们诬蔑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在搞“修正主义”。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人们广泛拥护。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

这场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否定了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一批坚决执行正确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帮派人物和造反派头子又被任用，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使全国局势再度陷于混乱。由于这场运动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因而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经过这场运动，人们更加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一股长期蕴藏在心中的憎恶和愤恨的情绪即将迸发出来。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