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全国动乱的再起

和国民经济的再次恶化

林彪事件以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许多人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持厌倦、怀疑、观望和抵制的态度。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虽然被打断，但很明显这种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所以采取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感到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同中国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的斗争有相似之处，批判林彪联系批判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并肯定法家的历史作用，可以达到深入挖掘林彪集团的思想根源和巩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此，在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提出批林同批孔联系起来的问题。

林彪叛国以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和孟子某些言论的材料，上报毛泽东。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尤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8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发表《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明确表示“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在1973年7月4日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21日，他接见中央军委会议全体人员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江青一伙在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以后，通过直接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反所谓“右倾回潮”、“修正主义回潮”，同时指令两校的“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组”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转发全国。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

1月18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于是在全国展开。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权势，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不批林，也不批孔，而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一批中央领导人。1974年1月24日，江青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大会。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在会上俨然以“批林批孔”的领导者自居，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叶剑英等。大会前后，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以个人名义给军队和地方许多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进行夺权活动。江青集回利用控制宣传舆论大权之机，操纵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池恒”等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影射周恩来在前一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是“搞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

这些文章大批“周公”、“宰相”，还对周恩来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6月14日，江青在一次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大儒”。随后，江青又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并暗示“大儒”就是周恩来。江青还别有用心地授意写作班子写文章吹捧吕后、武则天，为其篡权制造舆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借机大反所谓“复辟回潮”。

1973年12月，江青一伙利用编造的北京市的一个小学生对教师不满的日记大作文章，把这个小学生吹捧为“反潮流典型”，掀起批“师道尊严”、“反右倾回潮”的浪潮。1974年1月，他们又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一女生因未答完英语试卷遭老师批评而自杀的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在教育领域大批“右倾回潮”。在文艺方面，把晋剧《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把宣传教师是辛勤的园丁的湘剧《园丁之歌》说成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张目，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全国动乱的局而再次出现。

在江青集团的煽动下，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的组织，拉山头，打派仗，搞打砸抢，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各级领导班子再次瘫痪。历史科学领域受影响最深，整个中国历史被歪曲成“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凡是历史的进步都是法家的功劳，凡是历史的倒退都是儒家的罪过。一切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人都被封为法家，在历史上的反面人物都是儒家。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如“尊老抚幼”、“尊师爱生”等统统被否定，代之以“斗争哲学”，培养了一些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端好斗的情绪，使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同志关系遭到践踏，使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准大大降低。“批林批孔”运动还使刚刚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有人喊出“要当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使得一些企业领导不敢大胆抓生产，因此导致工业生产的下降。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007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0.4％，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2％。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此时却不愿再次出现社会大动乱的局面。为了制止混乱的局面，扭转生产下降的势头，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许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组织和搞串连活动。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达到篡权的图谋有所觉察，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批评。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他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四人帮"组阁阴谋的失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

“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表面上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实际上并未停止阴谋活动。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人帮”认为四届人大是进行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妄图利用这次会议由他们出面组阁，窃取更多的权力。

1974年，周恩来身患癌症后病情加重，住院治疗。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工作。“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伺机对邓小平进行攻击。他们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故意制造事端，对邓小平进行围攻。邓小平理直气壮，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四人帮”经过密谋，于10月18日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派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造谣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王洪文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四人帮”组阁的阴谋。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20日，毛泽东又让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再次提出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

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工作的支持，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2864名。代表不是自下而上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而通过所谓“民主协商”产生出来的。会议的议程是：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朱德主持了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抱病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展示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报告还提出：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王导的方针；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张春桥向大会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把所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并把这条基本路线列入大会通过的宪法的总纲中。这样就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这部宪法还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国家保障群众运用这种新形式”。这样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的确定，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虽然张春桥等人进入国务院领导班子，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