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严重干扰外交工作，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从1968年起，由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主管外交工作，并较快地纠正了偏差，消除了不正常状态，外交工作才走上正轨。从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积极的步骤实现了外交工作的新突破。

（一）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中国和苏联存在边界问题，但在两国友好时期，边界地区是安宁的。60年代初以后，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开始挑起边界事件。1964年2月至8月，在中国倡议下，中苏双方举行了边界谈判。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但谈判未取得结果。1964年10月以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大量增兵中苏边界，不断进行边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同时派兵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1969年3月2日和15日，苏联出动装甲车、坦克和武装部队，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两次侵入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多名。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再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月29日，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主张两国的“官方代表在最近期间恢复于1964年在北京开始的协商”。对此，中国政府于5月24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并申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这是软弱可欺，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加强战备，一方面希望通过谈判缓和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双方达成谅解，认为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10月，双方在北京恢复了边界谈判。苏联方面在谈判中先是反对讨论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后虽同意讨论这一问题，却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而这个问题是柯西金在北京与周恩来会晤时同意过的。这样，中苏边界谈判历时近9年，未取得任何结果。从60年代以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不断向外扩张。中国始终坚持在两国关系和整个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阻挠，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剥夺。60年代初以来，中国一贯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注意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使中国在国际上得到很多的支持。同时，中国注重与西方国家建立关系。1964年1月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内先后与加拿大、意大利、智利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在联合国各成员国中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为了继续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在1971年8月2日抛出“双重代表权”方案，即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台湾当局的代表权。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

1971年9月22日，美国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一次关键的程序性表决中遭到失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决定把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前讨论。10月25日，经过激烈的辩论，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提案，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机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它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及影响。

（三）中美关系缓和和中日建交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在战后20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结束长达20多年的敌视状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从美国方面来看，在美苏两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苏联占有优势，而美国由于在越南战争中陷入困境，已处于劣势。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主张利用世界上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对立，以维持均势，从而确保美国的霸主地位。他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抗衡苏联，并谋求从越南脱身。

从中国方面来看，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咄咄逼人。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同时，为了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也为了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尼克松上任伊始，指示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1969年7月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人员往来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1970年1月经美方首先提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向中国转达谋求关系正常化的信息。中国对美国的表示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并同他站在一起检阅游行队伍。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971年4月，中国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7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来到北京。7月16日（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于1972年5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到达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尼克松。接着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28日，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公报》的主要内容有：双方同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方面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双方还认为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和进行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是互相有利的，并同意为此提供便利。

《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之际，日本国内各阶层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猛增。1972年7月，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后，表示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在大平正芳外相陪同下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接见，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邦交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日，日本方面宣布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的一页。70年代初以来，中国同西欧（包括北欧和南欧）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

1969年前，西欧国家中，只有瑞典、丹麦、瑞士、芬兰、挪威和法国先后同中国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没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到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4个小国外，中国同所有西欧国家建立或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70年代初，中国还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同上述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

（四）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显著成就，是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从1970年到1979年，中国同亚非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第三世界为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在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的同时，也注意维护和促进第三世界各国间彼此的团结，支持各国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多少年来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70年代前期，毛泽东根据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指出：“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又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个战略构想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它强调在世界反对霸权的斗争中团结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并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的策略，对于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需要在组织上进行清理和补充工作，确定今后的任务和方针政策。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中共十大的召开作准备。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的原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十大的有关文件。月10日，中央专案组提出《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报告概述了林彪集团的罪行，分析了林彪叛党叛国的历史根源。中央专案组建议中共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政治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关于九大路线；（二）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三）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强调：“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报告批判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露了他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认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

报告提出当前要抓紧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搞好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报告还强调：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群众，“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删除了有关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规定，还删去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样的话。但又增加了一些错误内容：党章的总纲中规定“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敢于反潮流”精神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写入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和党的基层组织的任务中把“批判修正主义”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作为第一条，放在重要位置。

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9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124名。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一些野心家、投机分子和帮派分子也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江青集团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中共十大继续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使“左”倾错误不但没有因林彪集团被粉碎而得到纠正，相反却延续下去。江青集团在十大上扩充了自己的势力，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继续带来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