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作出了努力，使各方面工作出现好转。为了清查林彪集团的罪行，消除和减少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71年9月18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高级干部通报了林彪“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情况。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9月日以后10天内拒不向中央揭发交代问题，而且销毁罪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逐级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基层传达。从1971年12月11日至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算林彪的两面派手法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结合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加强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党的领导的教育等。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教育一些犯错误的人，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林彪一伙极“左”的真面目，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毛泽东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下，对林彪集团罪行的批判不可能深入彻底。这一时期，毛泽东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也吸取了某些教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和纠正。他在周恩来的密切协助下，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平了反。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4月上旬，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下令把中央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从各地“五七”干校调回北京。

4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以后许多老干部或其家属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查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在一些信件上作了批示。周恩来根据批示，加紧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使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安置了工作。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1972年8月1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的招待会。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发林彪的信上写了批语，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与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尤、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7月，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9月29日为贺尤平反并恢复名誉。上述一系列做法在国内产生重大反响，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鼓舞。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过程中，鉴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对各方面实际工作的破坏，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希望各方面工作走入正轨。

这一努力是1967年2月前后老一辈革命家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继续。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许多干部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情况，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他鼓励各级干部要敢于抓生产、抓业务。

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指示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意见写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和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的某些措施，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时期，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他采取措施纠正了某些具体错误，对批判极“左”思潮起初也是支持的。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因而又采取种种措施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攻击一切妨碍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们此时竭力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把矛头直指周恩来。

《人民日报》3篇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工人群众的名义写文章攻击3篇文章是大毒草，并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势必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毛泽东最终不能容忍对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批判。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左”，他断定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只准批极右，不准批极“左”。这样，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被迫中断，而江青一伙愈加得势，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下去。

国民经济的回升与畸形发展

1968年底，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基层单位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1969年4月又召开了中共九大，国内政治形势稍趋稳定，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动乱已经十分厌恶，和苏联对我国施加军事压力等原因，从上到下都有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搞好生产的愿望。

1968年底，周恩来指示即刻着手编制196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969年2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下达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这个《计划纲要（草稿）》由于是临时班子仓促起草的，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所以比较粗糙，大多数指标过高，难于实施，但它毕竟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的状态，使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走上计划经济的轨道。

在这样一种比较有利的环境下，1969年的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并缓慢地回升。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达到或超过了1966年的水平。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比1966年增长了7.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同1966年相比，粮食为98.6％；棉花为89%；钢为87％；原煤增长5.6％；原油增长49，4％；发电量增长13.9％，1969年财政收入虽比上年增加45.8％，但仍未达到1966年水平。

上述情况说明1969年主要经济指标除少数外，大部分仍然相当于或低于1966年的水平。如果与计划指标相比，除原油外，几乎全部未能完成计划。这表明1969年的经济回升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和解决。进入1970年，国务院于2月15日至3月21日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由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国内经济形势初见好转过于乐观，会议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要求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会议规定1970年工业总产值比1969年增长17％，基建投资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6500亿斤；钢达到3500万吨—4000万吨；煤达到4亿吨—4.3亿吨等。

为了完成1970年度计划指标，使经济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本年度内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一）根据战备的要求，优先照顾和重点安排内地大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197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完成的投资额中，内地建设占55％。（二）稳定落实农村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提出加快北方缺粮地区农业发展的措施，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肥料，发展养猪；搞好农业机械化等。（三）大力支持地方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为解决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和建立地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将包括鞍钢、大庆油田、长春一汽等在内的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有的实行双重领导。

由于采取了以上的政策措施，1970年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5.7％，大部分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1966年的指标。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基本上完成了1965年5月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1970年国民经济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文化大革命”依然持续，“左”的错误还占据统治地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在这一年的经济工作中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基建规模偏大，积累率过高，原材料工业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内地建设过急过快，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企业下放一哄而下，缺乏统一组织指导，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等等。

1971年至1975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四五”计划强调以战备为中心，制定了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四五”计划的第一年1971年的经济计划突出发展重工业，突出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制定过高的指标，狠抓内地和国防工业建设。这样造成这一年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供应紧张，货币发行量增加，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周恩来发现了“三个突破”的问题。

在1971年12月5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情况时，他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起草了《会议纪要》，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若干措施，要求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等。但张春桥借口《纪要》长了，不好发，阻止文件下发。这样，到1972年底，虽然采取了措施，但“三个突破”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相反还有所发展。

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除了进口粮食外，还挖了国家库存，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一个窟窿”。1973年1月7日至3月3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的具体措施，提出调整“四五”计划过高的计划指标，大力加强农业，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精简职工人数。

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主要工业和农业产品都有所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成为这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取得这样的成绩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们在长期动乱的局面下，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勤奋工作，使我国的工业交通、重点工程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